胆管癌(CCA)包括一组异质性恶性肿瘤，可出现在胆道系统的任何位置。虽然CCA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罕见的癌症，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其全球发病率和相关死亡率一直在惊人地增加。此外，这些肿瘤的无声生长严重影响了它们的早期发现，限制了患者获得潜在的治疗选择(即肿瘤切除)。 CCA的诊断需要影像学方法和进一步的细胞学/组织学证实。癌症生物标志CA19-9是目前临床上唯一用于CCA诊断的液体活检工具，但其诊断能力很低，特别是在CCA早期阶段。大多数CCA被认为是散发性的，缺乏明确的病因，尽管一些明确的条件会显著增加CCA发展的几率，包括胆总管囊肿、胆结石、肝硬化、某些病毒或胆道疾病(如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[PSC])。特别地，PSC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、胆汁淤积和免疫介导的肝病，以肝细胞死亡、纤维化和肝功能衰竭为特征。PSC给CCA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(高达20%的终生风险)，导致过早死亡。由于良性和恶性胆道狭窄的影像学特征重叠，使用无创方法对PSC患者的CCA进行早期诊断具有挑战性。所有这些证据都强调了CCA需要准确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，作为在高风险人群中建立早期检测CCA的监测计划的一种方式，并提供对散发性CCA的更快诊断，最终降低癌症相关死亡率。

细胞外囊泡(EVs)是一种纳米脂质层状球体，已成为人类疾病生物标志物的一个有希望的来源。这些囊泡从细胞中释放出来，在生物体液中发现，含有不同类型的生物分子(如蛋白质、核酸、脂质和代谢物)，参与细胞间的交流，是发现生物标志物的有用工具。可以以此作为识别准确生物标志物来预测CCA发展、早期诊断CCA和估计CCA患者预后的一种方法。  2023年7月，多诺斯蒂亚大学的艾尼奥.拉皮茨、宝拉.奥莱佐拉等人通过质谱法表征了来自分离性PSC (n = 45)、伴随PSC-CCA (n = 44)、随访期间发生CCA的PSC (PSC至CCA ;n = 25)，非PSC病因的CCA(n = 56)，肝细胞癌(n = 34)和健康个体(n = 56)的细胞外囊泡(EVs)。通过ELISA定义并验证PSC-CCA、非PSC CCA或不考虑病因的CCA (pan -CCA)的诊断性生物标志物。在单细胞水平上评估它们在CCA肿瘤中的表达。研究了对CCA有预后性意义的细胞外囊泡生物标志物。

细胞外囊泡的高通量蛋白质组学确定了PSC-CCA、非PSC CCA或Pan-CCA的诊断性生物标志物，以及肝内CCA和肝细胞癌的鉴别诊断，并通过ELISA使用总血清交叉验证。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揭示了CRP/ FIBRINOGEN /FRIL诊断PSC- CCA(局部疾病[LD])与孤立的PSC (AUC = 0.947;优势比[OR] =36.9)，并且与CA19-9联合使用时，优于单独使用CA19-9。CRP/PIGR/VWF可诊断LD非PSC CCA与健康个体(AUC = 0.992;或= 387.5)。值得注意的是，CRP/FRIL能准确诊断LD Pan-CCA (AUC = 0.941;Or = 89.4)。CRP/FIBRINOGEN / FRIL/PIGR水平在PSC出现恶性肿瘤临床证据之前显示了对CCA发展的预测能力。多器官转录组学分析显示，血清细胞外囊泡生物标志物主要表达于肝胆组织，CCA肿瘤单细胞RNA测序和免疫荧光分析显示其主要存在于恶性胆管细胞中。多变量分析揭示了细胞外囊泡预后生物标志物，COMP/GNAI2/CFAI和ACTN1/MYCT1/PF4V分别与患者生存呈负相关和正相关。 总之，我们在这里证明，血清EV含有蛋白质生物标志物，可用于预测PSC中CCA的发展，以及PSC患者、非PSC患者和CCA患者的早期肿瘤检测，无论疾病病因如何，这些标志物都可以使用总血清进行检测。再加上大多数候选生物标志物在CCA肿瘤内的恶性胆管细胞中优先表达的事实，加强了我们作为一种创新的肿瘤细胞衍生液体活检策略的方法。为了确认这些新的预测、诊断和预后生物标志物的转化能力，下一个前瞻性验证阶段应该使用更大的患者队列进行。这将为CCA的早期非侵入性诊断开辟一条新的途径，从而能够及时进行治疗干预，改善患者的福利和结果。

摘译自LAPITZ A, AZKARGORTA M, MILKIEWICZ P, et al. Liquid biopsy-based protein biomarkers for risk prediction, early diagnosis, and prognostication of cholangiocarcinoma[J]. J Hepatol, 2023, 79(1): 93-108. DOI: 10.1016/j.jhep.2023.02.027.       

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 姬绮佳 金清龙  报道）